創作了原文，再給chatGPT 改寫 「破壞式技術」（Disruptive Technology），或稱破壞性創新，由克萊頓·克里斯坦森（Clayton Christensen）提出。其核心意義，是一種以低價、簡便，甚至相對低品質的形式切入市場的技術，先服務被忽略的需求，之後快速演進，最終改寫既有規則，甚至取代原有的市場領導者。 這樣的敘述，我們並不陌生：數位相機取代底片、串流影音取代租片市場、個人電腦取代大型主機，以及電動車對內燃機的挑戰。這些案例看似都在證明一件事——新技術終將取代舊技術。 但現實，似乎沒有這麼單純。 電視出現時，收音機沒有消失；串流興起之後，電影院依然存在。直到今天，仍有人反覆觀看希治閣的電影，也有人在夜裡聽著電台，或讓黑膠在唱盤上慢慢旋轉。 與其說是「取代」，不如說是「重新分工」。 某些技術主導效率，某些技術承載情感；某些滿足便利，某些則保留儀式感。破壞式技術確實改變了市場，但未必徹底抹去過去，而是讓不同形式在新的秩序中共存。 然而，這樣的「共存」並不平均。 在每一次技術轉換的過程中，低技術勞動往往最先被淘汰。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，再到資訊時代，每一次生產力的重組，都伴隨著階層的位移與不安的擴散。當既有位置被動搖，社會的穩定性也隨之下降。歷史上那些瘟疫、戰爭與價值崩解，未必全然由科技引起，但往往與這種結構性的失衡相互交織。（蔣夢麟《西潮》） 問題於是浮現：當變動成為常態，人該如何自處？ 教育原本被期待提供答案。 大學將既有知識整理為體系，傳授給下一代。這些知識，是長時間累積的成果，也是一種對世界的穩定理解。然而，在技術快速推進的時代，這樣的體系不可避免地出現時間差——當學生畢業時，所學往往已經落後數年。 因此，當代教育逐漸轉向「雙軌」：一方面傳授專業知識（subject knowledge），另一方面強調通用能力（generic skills），例如學習能力、溝通能力與問題解決能力。進入21世紀後，這些被統稱為「21世紀技能」，成為面對不確定未來的基本配置。 但這套想像，建立在一個尚未被AI全面改寫的世界之上。 當人工智慧開始介入創作、決策與知識生產，「需要具備什麼能力」這個問題，也出現了新的版本。諷刺的是，這些答案，甚至開始由AI本身提供。 例如Google Gemini所...
最近有朋友提起陳十三。那一刻，好像有人把封存多年的抽屜打開，裡面並不是整齊擺放的回憶，而是一堆鬆散的圖像、聲音與氣味，在腦海裡輕輕飄浮，互相碰撞，又重新排列。那些本來沉睡的人名與面孔，開始自行呼吸，慢慢拼湊出屬於自己的故事。就像某種無人指揮卻仍然運作的語言模型，在記憶裡運算。真與假早已沒有分界。 故事大概始於 1987 年。那年我在港台，忙著《暴風少年》的前期工作。那時我二十多歲，剛進電視部一年，像站在某個巨大機器裡的齒輪，既疲倦，又始終覺得前方還會出現一些有趣的事。 有一天傍晚，案頭工作一如既往堆積如山，電話忽然響起。 「老友，我係錦程。我同阿輝冇錢開飯，今晚可以請食飯嗎？」 正好肚子空空，我笑道：「當然可以，邊度見？」 「佐敦道馬華餐廳。」 「好，六點見。」 已忘了是在哪一套劇集認識錦程，只記得他戴著粗框眼鏡，笑起來的臉既四方又單純的演藝學生。 那個年代找臨時演員大致有兩種方式：一種經臨時演員公司發通告——明天要十個旺角路人；結果來了十個毫無生氣、奇形怪狀的人，在鏡頭前不是呆呆走來走去，就是坐著不動。另一種則是伴在主角身旁，有近鏡、甚至一兩句對白，負責襯托主角與推動劇情。 作為演藝學生，錦程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，知道自己站在鏡頭裡的每一次出現都不是偶然，即使只是沒有對白的路人甲，他也會用盡力氣去活成一個完整的人。他很明白生存方式，也很明白青春不會等人。所以幕後工作人員都喜歡那群學生，自然而然成了朋友——只要想到要有人陪襯主角對戲，我第一時間就會想到錦程。 透過錦程，我又認識了阿輝。兩人同樣健談，妙語連珠。那晚在佐敦馬華餐廳，一邊吃著馬來咖喱飯，才發現阿輝竟是「阿魚」的弟弟。阿魚是藝術系師妹，帶點瘋癲又傻氣，總是在學生活動裡笑著把繁瑣事情完成。畢業後，我因工作作息顛倒，與幾位做記者的同學住在大埔尾村屋，又再次遇見她；住了半年，大家各奔前程，自此失聯。多年後某夜在台灣旅行，FB 朋友告訴我——阿魚在五十多歲時身染重病，已先走一步。那一刻，時間像突然失效，青春停在某一個靜止的畫面裡，沒有再向前推進。 馬華餐廳之後，錦程與阿輝帶我往灣仔舊唐樓，認識他們的同屋朋友，包括錦雄與明華。七八個人吵吵鬧鬧，笑聲回蕩，彷彿活在中村雅俊《錦繡前程》那樣的斜陽氣派，總是「...